廖小斌：谈物业管理与社会文化

当一个国家或社会遭遇大变局之时，正是酝酿变化和创新之际。那是因为，变局来临，由旧法到今日的演变，最需要由人们平心静气地予以思考，心思巧妙的予以改变。诞生于八十年代初的物业管理与这一社会变迁似乎高度契合，其时特区建立伊始，经济建设铺张，社会的变革来得更快更彻底些。物业管理能在深圳诞生，不仅是毗邻的香港的地理位置，更有其文化变革的巨大影响因素在里面。

从整个八十年代看来，社会文化所展现的可谓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变革图景

十年是历史中一个短暂的瞬间，如80年代初期即出国的华裔法籍哲学家高宣扬所说，中国80年代的文化变革和德法战后的文艺复兴在表现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样是经历了沉痛的历史挫伤，然后面临外来文化的蜂拥而入，年轻人如出一辙地都表现出振奋的精神势头，不仅以很大的热情接受外来文化，文化创新的激情也高涨无比。就如当年最具代表性的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所展现的希望和热情，整个文化的变革无不张扬一种积极进取精神。

这种文化变迁是激烈的，它嫁接的是西潮奔涌的精神要义。现在关于那一时期社会文化变迁的讨论，有各种社会学家的研究，在总体上已达到某些高度。但这种变迁对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依然有待挖掘。发乎情者，只知变革以图新，止乎礼者，已重新上路亦可怡然自得。

这种激烈的文化变革对物业管理的影响显而易见。对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国人来说，物业管理确实是一个新鲜的东西，过惯了“自扫门前雪”的人们，忽然有一群人来代替他们做一些清洁、维修等工作，不免受宠若惊。而此时的物业管理也仅限于这些简单而毫无技术含量的服务内容。这种变革在文化上而言更多是一种草根文化，它是相对于御用文化、殿堂文化而言的。生于民间，长于民间，没有经过主流意识的疏导和规范，没有经过文化精英的加工改造，充满着乡土气息，蕴涵着丰富的生活共识。这种“草根文化”是社会文化在物业管理的全面体现。这便是为什么在八十年初中期，几乎所有物业管理人都站在了轻形式、重内容的旗帜下面。

实际上，在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之下，物业管理所展现的变革图景，探寻的是中国社区文化和居住方式的巨大嬗变，社区事务、国计民生以及细小琐微的家长里短。凡此种种，心系的往往在于变革图新之于走出当下危局的借鉴意义。将这些追究中国八十年代文化变革大势的宏大问题寓于细致、沉稳的社区细微之中，这大概是那一个时代许多物业管理人心目中萦绕不去却又往往忽略的关怀。

因此，无论是开启物业管理之门的东湖丽苑，还是提出“一体化管理”概念的莲花二村，都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有种某种积极的社会意义，也是这种文化变革的必然产物。物业管理的深刻之处还在于他们以文化为社区细小事务正名，并据此作为人民生活质素提升的重大标志。也就是说，在整个文化巨大变革的八十年代中国，物业管理能通过对于文化变迁的回应，体现了这一时代最为深沉的智慧，也构成了一种响应社会文化的强大力度。

而九十年上半叶则是伴随着多元文化的勃蓬兴起

到了九十年代初，人们对于文化消费的需求被长久压抑而突然爆发，而在当时，一些外来的文化并没象今天这样很方便进入人们的视野。金庸的武侠小说、琼瑶的爱情电视、成龙的电影、四大天王的歌，开始以一种别样的方式占领了中国的文化市场。从文化阅读来讲，金庸、琼瑶和三毛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标志，这些迟来的港台畅销小说改变了90年代的阅读风尚。

其实，多元文化表达了一种更为宽广的文化主义历史观。任何文化变化，皆历史所陶铸，唯所因于天地人物者有殊，故演进各循其轨辙。九十年代多元文化兴起，真正能成就其立身之本的，仍然必须系为一种精神自信力的来源。现在我们回看历史，多元文化意味着一种文化真正复兴，意味着文化的真正进步。

这种多元文化的兴起对物业管理的影响表现在物业管理内容的宽泛而自由，却又更多体现社区文化形式上的嬗变，即作为这一时期物业管理安身立命的社区文化与这一期的社会文化高度契合。具体表现为：随着“草根文化”的消沉，一种所谓的“精英文化”开始在物业管理中大行其道。到了九十年代的初中期，“精英文化”达到了一种顶峰。这种“精英文化”的主要表现特征为：一是物业管理精英辈出。二是服务内容阳春白雪。在精英辈出的同时，对“精英文化”的推崇也成为这一时期物业管理的风尚。表现在物业管理服务上，内容呈“阳春白雪”化。这种诉求体现到物业管理上，其表现为：一方面是物业管理理论的百花齐放，不拘一格。而另一方面对物业管理反思和批判的声音也开始增多，物业管理行业和社会也开辟一定的言论空间，为这种理论和批判精神提供了一个表达的渠道。那一时代的物业管理人大都博识古今，具有广阔的社会意识，他们的创新并非完全缘于眼光的开阔；相反，这是在开眼看世界之后所做出自觉的文化选择。

因此，我们能明白无论第一个“业主管理委员会”在深圳天景花园成立，或是第一部物业管理法规的匆匆出台，都可以当作是一次多元文化在物业管理的化学反应，同时也可以作为物业管理在九十年代成就的一定规模的整体亮相，尽管有些局促，仍勉强算得上是一个高潮。社会文化因与现实生活巧妙结合而变得深沉，更具实际意义。

到了九十年代下半叶，文化的重新反思和定位成为这个时期的重要命题

随着90年代改革开放的重新启动，社会文化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同时亦是一个机遇。批量复制的大众文化制品泛滥成“洪水猛兽”，占据了普通大众的文化阅读时空，但是这种文化日益失去长久生命力。由此可见，文化同社会一样，都是复杂多面的。这时期中国所面临的中西交冲、新旧转折，波澜与困局造就的是依然属于一个时代的壮阔。

这种反思和定位对物业管理的影响直接而激烈。刚刚经历了高潮的中国物业管理行业并没有及时为自己找到新的地位，在社会文化的巨大嬗变面前，顿时陷于了一种迷茫和无法自拔的境地。物业管理的精英们开始对物业管理进行深刻反思，这种反思主要表现为开始对物业管理服务对象、需求进行深刻分析和了解。同时也明白了一个简单的现实：在享受物业管理服务群体中，最普通最基层的市民阶层占着绝大多数，对他们而言，关注现实生活是其重点，表现在以日常生活所需为追求目标，热衷于个体意识之实现及平等公正的社会待遇等等。因此，我们观察这一时期社会文化变迁与物业管理，需要一种立场的延伸。或许正是反思和定位的复杂性，九十年下半叶的中国物业管理行业，失去了群星璀璨的光芒。

因此，每每反观那一时期的物业管理，再加上自己也身置其中，总有一种被束缚、不得伸展的压抑感。至于这桎梏缘何而来、症结在哪里，却又无法明白与道出。社会文化变迁对于物业管理有种种制度化、程序化的要求，也并非毫无道理。可是，就物业管理研究而言，这种规范却在极大程度上伤害了物业管理应当保有的自由气质。规范与自由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可逾越的悖论关系，可是之于物业管理，或许后者是更重要的。

而进入二十一世纪则是和谐文化成为主流声音

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今天，以中央大政方针为导向，和谐文化成为不二的主题。和谐文化尤其是和谐制度能通过制定统一的行为规范、合理公正地分配权利义务、确定解决利益矛盾的方式方法，来避免和化解利益纠纷，从而使社会组织实现从无序到有序，从不安到稳定，从磨擦到协调，从离散到整合的转变。

在和谐文化的框架下，物业管理不由自主的成为和谐重要内容。但问题是，物业管理的和谐是强加的，而不是自发的，更缺乏政策的支撑和引导，也缺乏社会的认同和理解，这必然会造成一种灾难性后果。而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更印证了一点，2002年3月，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连续报道了上海某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工作人员将业主打成骨折的恶性事件，这成为物业管理妖魔化的一个契机。当年“3·15”消费者权益日，更有声音要取消物业管理。这些事件被媒体广泛宣传甚至被放大并非偶然事件。首先，在社会和谐大背景下，作为物业管理，并没有深刻领会和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而媒体的广泛宣传使人们对于物业管理保持了一种天然的抗拒力与反抗性。“妖魔化”对于这个时代的物业管理而言，绝不是夸张的诋毁，而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其次，和谐又意味着平等，意味个人权利的充分保护，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从社区爆发，有其必然性。

将社会文化的挑战融入物业管理传统的脉络之中，既不会兀自偏执地拒斥，也不会完全被社会文化的变迁所消融，这需要独立意志以及对文化的足够的把握和理解，这是物业管理需要和正在做的。

最后我们要关注是的春晚

作为一种新文化民俗，春晚的意义早已超出晚会本身，而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是文化变迁在现实中的最好反应。我比较关注春节晚会对物业管理的表述，它也代表国家主流声音对物业管理的态度；从2005年春晚黄宏的小品《装修》，黄大锤的一句“我那儿一条好狗等于你这儿五个保安……手里的警棍，到”2006年春晚小品《邻居》中黄宏来了句台词：“现在很多物业的服务就同你们俩的名字似的，质量上不去，价格下不来”。再到达2007年春晚小品《开锁》，物业管理人的名字叫“欠扁”，无不现实反应了物业管理在当下的地位：一方面强化了物业管理非正义的形象，另一方面把物业管理想象成调侃、讽剌、挖苦素材，在详和团圆的喜庆气氛下逗全国人民一乐，它的背后是近三十年中国社会文化复杂变迁，在物业管理身上的投射。春节晚会对物业管理的表述，与其说是社会对物业管理的反认同，不如说正是因为社会文化的变迁与物业管理自身的巨大冲突。当然，这种冲突正在消融之中，2009年春晚《吉祥三保》在某种程度上是这种消融的最好注解。

文化变迁所传达出来的无法言说的温暖与沉重，它延展了时间的意义。而三十年的中国物业管理，在这种文化变迁的背景之下，既有远见卓识的智慧，也有无可奈何的悲凉。当我们感受社会文化变迁对物业管理的深刻影响，突然觉得自己属于这些遥远的时间，并将自己置身于这个壮阔而深沉的时代之中。文化变迁中的物业管理，则是时间深处的影像，带给我们无尽的百感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