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宏：物业人看深圳几十年风云变幻

我是1984年7月中旬参加完高考过后到达深圳的，那一年我只有十八岁，转眼间已经从一个懵懵懂懂、少不更事、充满梦想的愣头小伙子，渐变为拖家带口、身体发福、知足常乐的平凡小市民，可以说我比较完整的见证了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历程，这其中发生了许多故事，有欢笑、有痛苦；有成功的喜悦，更有失败后的惆怅。

回忆过去，是一个人平淡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兴奋剂，尤其是一些市井新闻，街边消息，虽然难登大雅之堂，但绝对更能带给大家茶余饭后的开怀一笑。

一、深圳“特务”泛滥

1982年，我父亲接到上级一纸调令，奉命到深圳工作。深圳当时对我们远在黄土高原的兰州人来说，仅有的认识来自于反特电影《羊城暗哨》，里面的特务就是从深圳潜入大陆的。所以几乎所有家里的亲友都持反对意见，理由无外乎深圳紧靠资本主义的香港，有大量的特务渗透，而且社会风气深受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影响，根本不利于孩子们的成长。但颇有远见的父亲，在亲自实地考察深圳之后，深深被朝气蓬勃，日新月异的年轻城市节奏所感染，毅然决定举家南迁。

二、可口可乐就是“中药”

读初中的时候，就从杂志上知道西方国家有一种汽水，叫“可口可乐”，但从来就没见过是什么样子，更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有时候一帮同学们闲聊起来，都特别的向往。

84年第一次来深圳，在广州等车的空挡，父亲请我们在火车站附近的酒店里吃饭，有橙汁和可口可乐两种饮料选择，我毫不犹豫的点了可口可乐，一解相思之苦。

可是一大口喝进去，一股极其古怪的味道直冲鼻子上来，哇哇的全吐了，什么东西，太难喝了！后来写信给内地的高中同学，说可口可乐简直就是“中药”。

但两个月之后，我就迷上了这种神奇的“药水”，每天至少一罐，而且是一喝就是七八年，后来实在是皮带渐宽，体重不断攀升，才被医生逼着戒了口。

三、插队黄贝岭村

深南大道是深圳的迎宾大道，从南头二线检查站始，到黄贝岭、新秀村止。而84年的深圳，上海宾馆以西还非常的荒凉，杂草丛生，都是铁皮房；而往东一过现在的三九大酒店，就基本渺无人烟。

深圳的原住居民闲来也给我们讲那过去的故事：在上山下乡的革命大时代里，深圳仅有的几千户城市居民的家庭也未能幸免，他们的正在上中学的孩子，也要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知识青年出发下乡的那天，一般都会在当时的地域中心――原宝安县城戏院（现东门老街口的深圳戏院）门口召开热烈的欢送大会，台上的青年学生都胸带大红花，背着捆的四四方方的行李，摩拳擦掌，一副慷慨激昂，战天斗地的英雄模样；而台下送行的亲人，则眼泪汪汪，左叮咛又嘱咐，不停的往孩子的口袋里塞好吃的零食，很有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味道！

其实，一到傍晚，白天才挥泪辞别父母下乡的青年学生们，都一个个偷着溜回自己的家里睡觉。因为下乡插队的农村就是现在的黄贝岭村，那时候黄贝岭村周边到处都是水田，散步回家最多也就一个小时，走的快的连吃晚饭都不耽误，可见深圳城市面积当时有多小！

四、夜晚难熬

1984年的深圳整个就象一个大工地，到处尘土飞扬，大型装卸车川流不息；七月流火，坐着不动都大汗淋漓，那时候家用空调还极其希罕，大部分人家都用吊扇，摇头电扇都很少见。

我们家临时安置在南园路的市政府招待所，窗下就是正在打地基的统建楼，炽热的探照灯，把施工现场照得如同白昼，施工打桩、灌浆的马达声通宵轰鸣。；而成群的蚊子，像轰炸机一样，轮番进攻，咬的人全身布满大包，困苦难言。

记得到达深圳的第一个晚上，天气极其闷热，被蚊子骚扰到夜里两点都无法睡着，早来深圳半年的弟弟说抹点风油精就可驱蚊止痒，我就将风油精抹满了全身，谁料想皮肤从头到脚犹如火烧火燎一般，无奈只好搬个小板凳，坐在冲凉房的花洒下，开着水龙头，任凭凉水肆意浇洒，伴着窗外通宵轰鸣的打桩和灌浆声，坐着度过了漫长的深圳第一夜。

五、街上“流行”国防绿

八十年代中期以前，那时候内地小青年最时髦的穿着就是：一身国防绿的军装。我临来深圳之际，一帮从小玩大的小兄弟们凑钱给我买了全套的绿军装（包括帽子、书包）以作纪念，到深圳第二天我就穿戴整齐出去逛街，想抖抖威风，但这身新衣服我也就穿了这一次，此后压在箱底再也没有拿出来过！

我以为兰州最流行的，深圳一定也流行，结果走到马路上一看，街上走的一多半人都是穿国防绿的，而且穿的是极其残旧，补丁落补丁，那是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两万多人集体转业深圳，支援特区建设，他们的工作服就是军装，那时候深圳才多大的地方，放眼过去可不都是清一色的国防绿。

六、偷渡狂潮

改革开放初期，深圳当地的原宝安县村民成群结队的偷渡香港，有的村子只剩下一些体弱病残的老人和儿童留守看家，青壮年全都想尽一切办法去了深圳河对岸。不过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偷渡狂潮已经得到有效遏制。

我85年在毗邻蛇口湾的南海酒店工作，海对面就是香港的元朗，天气晴朗的时候肉眼就可以清晰的看到海对岸的建筑物。我有一个同事，是东莞本地土著，有天上班聊天的时候告诉我，82年他曾两次从蛇口湾下水偷渡香港，他一大早从东莞骑自行车出发，半夜就能到蛇口，把自行车内胎拆下来，往身上一绑，当作救生圈，就开始往大海对岸游，不过两次都因为最后没有气力而失败。

然后他问我：你的家乡兰州在什么地方？我说在西北地区的甘肃省；他又问离什么国家最近？我回答蒙古和苏联。

他一脸惊奇的问：那你怎么不偷渡去苏联啊？

我正在喝水，一口水呛到气管里，差点没背过气去！

七、公务员工作随便挑

深圳刚成立经济特区的早几年，政府各个部门都缺少工作人员，老东门新安酒家的旁边，有一面临街的围墙，就成了各单位张贴招聘公告的地方，当然，那时候还没有城市管理一说，随便张贴广告也不算违法。

1985年初我决定找个工作上班，到老东门一看，公安、税务、海关、工商都在公开招合同工，只要有深圳户口、高中毕业、体检合格，就能成为合同制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

当我89年从深大毕业，手握大专文凭已经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而时至今日，除非是名牌大学的本科文凭，否则想在深圳找个舒服一点的白领文职工作都难上加难。

八、沙头角“蚂蚁搬家”

沙头角镇，是驰名中外的中英街所在地，当年内地游客来深圳参观旅游必定要去两个地方：先去国贸大厦看“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再去沙头角中英街看“一街两制”。八十年代初，计划经济下的中国内地的物资还比较匮乏，而中英街香港一侧的商铺则货物琳琅满目，尤其是日用百货、服装等小商品，式样新颖，包装精美，当时100港币仅兑换人民币不足40元，真正的物美价廉，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沙头角被誉为“购物天堂”。

中英街属于边防禁区，除了家在中英街里的户籍居民可以自由出入以外，其他人都要凭深圳市公安局签发的“边境特别通行证”才能进入（不同于进入深圳经济特区二线关的边境通行证，特别通行证只有市直属局一级的单位才每月配有定额指标，而且严格控制使用，每个特别通行证两天有效期，而且只限在两天内进出中英街一次）。

中英街里一件羽绒衣仅售30元港币左右，折合人民币不到12元，但只要带出中英街，就有小贩以30元人民币高价收购，转手就能赚18元，而要是带到深圳市区的小商品市场去卖，则利润更大。

中国的边防检查和海关等部门为了打击倒买倒卖行为，规定每个出中英街海关的游客，限每人只能手提两件羽绒衣，但没有对个人身上穿的件数做详细规定。

所以每天进中英街的游客，即使寒风凛冽，大部分人都穿一件贴身的短袖衣服，而出来的时候，就可以大码套小码，身上穿三四件羽绒衣或运动衫，手里再提合法规定的两件，利用“蚂蚁搬家”的战术，钻法规不完善的空子，好多人掘到人生的第一桶金。

九。第一代股民

88年，大多数深圳人还不知道股票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就接触了它。那年年底，深圳大学举办了可能是新全国历史上第一个介绍股票知识的“股票模拟交易培训班”，就是发给学员们一些复印的交易表，再给10万元代用券，参照香港当天的股票行情，对香港股票进行模拟交易。

我作为勤工俭学的学生，负责培训班的招生工作，每天夹着一大卷广告，手提一桶浆糊，到东门、蛇口、南头等热闹地方到处张贴，每招到一人学校给30元奖励，记得好像有60多人报名参加，但我从没有去听过一次课，所以也不知道什么是股票。

直到90年，原野公司发行“原野”股票，一元一股，代理商开着改装的广播车，架着大喇叭，在各小区门口大肆动员市民们去银行购买，而“春播一粒子，秋收万粒粮”的宣传口号甚有感染力。我就大着胆子买了1000股，不到三个月，就已经涨到3元一股，老父亲就睡不着觉了，让我赶快卖掉，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决不会让如此暴利的现象存在。我就用赚回的钱陪母亲到桂林一游，谁知二十天后回到深圳，“原野”已涨到5元多，只能大叫后悔。

十、莲花二村没人要

莲花二村坐落于美丽的莲花山下，是深圳市政府大型的公务员福利房住宅区，良好的居住环境，完善的配套设施，便利的交通，使得莲花二村一直受到二手房市场的热捧。

可是1990年莲花二村刚建好的时候，很多公务员并不愿意要莲花二村的房子，因为旁边莲花山当时还是一个临时安置区，搭建的都是铁皮房，山里面三无人员占地为王，种菜喂猪，养鸡养鸭，污水横流，臭气熏天。东西向的红荔路还是一条断头路，往西只通到深大电话公司，而且只有一条线路的公交车，交通极为不便。晚上除了莲花二村有点灯火，其余周边一片黢黑，都是尚未开发、平整的土地。

那是我们家住在华强南路南华村108平米三房两厅的房子，按照老父亲的级别，可以优先调换莲花二村120平米四房两厅的新房，但我们全家商议后决定放弃这个机会，就是因为莲花二村太偏僻，离市区太远，进出不方便。

十一、“特区窗口”的特殊规定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而国贸大厦就是深圳经济特区的”窗口”，是当年深圳经济特区的第一道风景。

国贸大厦的出名，一是因为该建筑楼高53层，地下三层，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的第一栋超高层商业楼宇，素有“中华第一楼”的美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建筑；二是在施工期间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建筑施工速度，在当时墨守成规，闭关自守的中国大陆，犹如一声惊雷，极大的刺激了近乎麻木的国人神经，被誉为“深圳速度”，成为深圳经济特区拼搏向上的精神象征。

国贸大厦正式投入使用不久，很多知名的跨国公司进驻办公，为了保证商业写字楼整体的办公氛围和设备与环境维护，大厦管理方在一楼大厅的门口，就竖立起一个很醒目的标示牌：衣冠不整，穿拖鞋、短裤和皮鞋上有铁钉者，禁止入内！把很多访客和游人挡在大门外，一下子引起很大的争论，有人甚至投诉到报纸，说深圳经济特区歧视国人，在报纸上还争论了好几天。

当时中国大陆的人民生活水平不高，原土着居民，一般平时里都是穿短裤、拖鞋，根本不会注意自己的形象；皮鞋那时候一双价值20多元人民币，相对月收入只有七八十元的国人来讲，绝对是一件奢侈品，穿皮鞋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所以为了保护皮鞋不磨损鞋底，延长使用寿命，一般都会给皮鞋上钉几个铁掌，有的更是满鞋底全钉上，北方俗称“满脚掌”。

现在看来，当时的争论真是很幼稚，国贸大厦的一楼大厅都是进口大理石铺就，如果每天有几位穿着铁掌的访客走几个来回，那还不全蹭花了？写字楼不是菜市场，如果都穿拖鞋、短裤的随便走，还有什么商业办公氛围？

十二、福田区第一高楼

福田区，是深圳市的经济、政治、文化、商业中心，四十层以上的超高建筑比肩耸立，国际一流的五星级品牌商业酒店云集，宛然一副国际大都会的气势。

而在1984年，深南路与燕南路交界的12层的电子大厦是福田区第一高楼，也是深圳市第一高楼，如果开车从西向东进入深圳市，到了香蜜湖地界抬眼就能望见，视野开阔，无遮无挡，一览无遗。

而从八十年代末一直到1996年，福田区第一高楼称号都归南光集团的36层高的航天大厦所有，而习惯上深圳市民都称其为格兰云天大酒店，其实酒店只拥有6－18层和顶楼部分，大部分面积是南光集团的写字楼，但由于酒店行业的特点，名声在外，反而让人淡忘了航天大厦本来的名字。

航天大厦36楼是格兰云天大酒店的“天星”卡拉OK，360度观景走廊，号称深圳市最高的娱乐场所，93年的时候我在那当经理，把36楼的阁楼改建为一间小小的办公室，所以，有时候和朋友吹牛聊天，夸海口说：我的办公室最好找，福田区最高的那间办公室就是我的！

谨以此文献给我已长眠于深圳的亲爱的母亲和即将于今年10月出生的儿子，希望他在享受深圳美好未来的时候，不要忘记祖辈们为建设这座现代化城市所奉献出的一切。回忆，不仅仅是提醒不要忘记过去，更劝慰我们要珍惜现在！

生命如旅，刹那芳华，就一公里，活在当下，珍惜每时、每人、每事物